时代浪潮奔涌向前。自1981年中国内地诞生首家基金会以来，中国基金会事业已走过四十余载光辉岁月。
  四十年间，全国社会组织数量从不足百家跃至90万，年度捐赠总额从寂寂无名到突破千亿——这组数字背后，是政策破冰的勇气，更是无数平凡善意的史诗。
  若将四十年慈善长河收为一瞬，你是否看见这一幕：2005年6月14日，伴随着政策的春风，第一张“001号”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牌照签发，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正式设立，见证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破冰，以“商业向善”的初心，开启了民营企业系统化投身慈善事业的浩荡深流。
  俯身耕耘，不觉已是二十载春秋，2025年，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迎来了二十周岁。这二十年，是“从企业家情怀到全民善意”的蜕变，也是中国非公募慈善从“边缘尝试”到“制度成熟”的缩影。
  为了铭记这段历程，我们特别策划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20周年口述史”系列，通过个体故事与行业叙事交织，这场口述史不仅记录了一个基金会的坚守，更折射出中国慈善文明进化的微光。

  第二期，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创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王名进行分享。他自1998年成立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并积极参与政策和制度的推动，见证了中国公益20多年的发展和生态系统的逐渐形成。他认为，企业基金会，特别是中国这一代企业家都有很鲜明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体现出政治担当。香江基金会的项目做得非常好，对于项目的整体战略定位以及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的良好合作机制都非常值得深度研究。

内容节选:

  Q1：2018年时，清华的团队曾经对爱心图书室项目进行了评估。请您谈谈对这个项目的印象。

  王名：我认为爱心图书室项目从品牌意义上讲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品牌。这个项目最大的优点是容易宣传、落地，并且单体成本不大，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支持，容易落地。
  评估时，我们发现它最大的挑战和问题是如何持续运营。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这种项目不仅落地还能激活它，最重要的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有读书的成长机会，如何将其与孩子们的成长更好地结合，并与其他公益项目有效对接，使其不成为公益孤岛。有些地方的图书室能够与其他公益项目良好对接，并且与学校合作，有效利用。
  Q2：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基金会的项目总体有何特点？
  王名：我觉得一是基金会的项目不断改进、完善、迭代。图书室项目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公益点，并非系统的公益项目，大家有些担心它是否可以坚持下去。后来能够持续坚持并且将其打造成品牌，我认为有一种韧性。这是以基金会主导推动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关键不在于投入多大、面广，而在于能否一直做下去，在过程中能够逐步改进，打造成品牌。
  二是基金会20年发展中间不断涌现出一些创新项目，比如心理项目、新疆项目等。有些项目具有超前性和战略性，而有些项目则是其他人不愿意做或者只有我们才能做的项目。我认为项目做得非常好，对于项目的整体战略定位以及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形成的良好合作机制都非常值得深度研究。

  香江基金会是民营企业发起的企业基金会，其决策治理相对没有那么复杂。因此在项目选取方面，比较灵活、创新和前沿。我认为这些项目能够开展起来与理事的强力推动以及他们的情怀境界有很大关系。我很遗憾一直还没有参加新疆项目。

  Q3：您从第二届理事会开始一直作为基金会的理事，能否请您谈一谈理事会上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王名： 记得每次理事会都要为一些项目进行解释和讨论。翟总会解释有些项目，也不是想做，但是不可以不做。我们必须满足省里书记、省长以及每个部门的要求。
  虽然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有时理事也会提出批评。理事会上，这部分讨论可能比较激烈，比如为什么一定要做，占比为什么这么高。我们讨论得很深入，财务报表上有些不合理的东西，几位老理事都很不客气。
  香江基金会的特殊情况是第一个正式在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资源规模和影响较大，承担了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责任。在我的研究中，我逐渐将其视为国家公益，民营企业发起成立基金会，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或者国家责任。

  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翟总应该有这样的考量。我想做的我要做，主动去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同时我也要去分担一些地方政府希望我去做的，我认为这代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做公益都需要考量。我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政治担当。这也是非公募基金会，准确地说是中国私人基金会在这个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Q4：您能否更深入地剖析一下非公募基金会所承担的“国家公益”责任？

  王名：香江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它走过的是非公募基金会从0到1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改革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让私人财富开始进入公益领域，以制度形式鼓励私人财富进入公益领域。
  我曾参与过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重要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视角是我们是否允许私人办基金会，因此我们后来称之为非公募基金会。我们用含蓄的概念为私人办基金会开辟道路，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从香江基金会来看，作为第一个尝试者，很幸运地成为001号，需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私人办基金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有些社会问题是国家要求的，有些官员要求你做，官员也是站在国家角度，有些是部门要求你做。在资源不足时，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都是提供公共资源。政府需要基金会分担公共责任，香江基金会要有这样的担当。
  私人基金会在20年的过程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部门，都会遇到许多问题，有时候地方政府真的面临困境，资源短缺。我估计不仅是省里，有时候到市委、县委书记找翟总时，确实说我缺这笔钱，你是基金会，能不能帮忙？我不是为了个人，现在确实有困难该怎么办？香江基金会有为国家、为部门、为公共需求承担责任的担当。我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国，不仅是香江基金会，每个非公募基金会都会遇到。

  简而言之，我为你开口搭建的制度平台就是让你承担公共责任。如果遇到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你不担当谁来承担责任？从大方面来看，这是非公募基金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将这种责任更加合法化和制度化，这是在过去20多年里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国家从早期的教育帮扶，再到脱贫攻坚，最后到乡村振兴，都是通过国家战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香江基金会就是在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战略规划上努力结合并配合国家战略。

  Q5：您认为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家做公益有何独特优势。

  王名：我参与香江基金会这么多年，与翟总、刘总接触，其实理事们，例如李瑞海、王时驷都算企业家，刘会远也算企业家，他们都在经营企业。

  他们关注社会问题，通过香江基金会平台参与社会问题解决，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更愿意称之为社会企业家精神，这是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常常能看到的对社会责任和社会问题的担当。尤其是在翟总身上，早期更多地体现了她一种不特定的意愿，即要去做和参与。随着时间推移，她战略性定位的高度逐渐体现。
  我认为这是这一代企业家集中表现的一种特质，他们不仅是作为企业家，而且是作为中国人或者作为公民愿意承担的一种担当，他们看到一些社会问题，愿意致力于解决。基金会的很多项目，包括图书室项目、心理项目、少数民族项目以及其他项目，很多是企业家看到问题和现象后认为需要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什么？

  我认为首先是一种责任感，第二个层面是从企业家的视角要见效，希望能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第三个层面是动员更多人。因为翟总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所以她希望动员更多人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在她做一个项目时，不仅是我做，更希望我和你一起做，例如女企业家的圈子、妇联的圈子以及后来从事艺术方面的圈子。她每次做一个项目设计时，都会考虑让谁一起做，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要参与其中，带动大家一起做，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还有带动企业，这也是我们在理事会上经常讨论的话题。有时候我给他们介绍一些国外的企业家，他们做公益时，通常是把员工都带动起来，因此她非常在意让香江集团的员工参与到捐赠、志愿服务中，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不仅仅是我在做或者我的家族在做，而是我们一起在做，让企业、让上下游都能够参与进来。

  Q6：您是否有对翟总或者刘总本人印象深刻的接触或者有这样的记忆？

  王名：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刘总通常不会过多地做决定。翟总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我认为她从善如流，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翟总的包容性越来越强。早期她有时候很坚持，与你较真。后来越往后走，她在很多事情上站得更高一些，不会过多地争论细节，这与她的年龄经历有关。

  翟总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翟总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家乡情怀，例如我是哪里的人，一定要在哪里开展公益；或者在特定领域做的选择，也没有特别偏好，教育、心理以及少数民族的事情都做了。总的来说，我认为她做项目既有广泛性，又有项目的风险意识，对于完全陌生的事情，她会尽量不做，至少把控不做规模太大的事情。
  我认为她身上有一种想要做好公益的意识。我不在意在哪里做，为谁做，我在意这件事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你能否把它做好。至于在哪里做都可以，她在项目选择上不太在乎在哪里。她不在乎花钱，也不是要求项目尽量节省，而是在乎项目完成后是否有效果。因此她的站位较高，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公益情怀。